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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举措及其历史启示》

文章来源:红扬文化培训 发布时间:2018-02-25 18:15:50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举措及其历史启示》

  鉴往知今。在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现实背景下,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把思想
教育和制度建设当作反腐倡廉的根本举措

  注重思想教育,是延安时期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根本措施。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开展廉政思想建设。一是宣传教育。他强调:“共产党只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清正廉洁的公仆意识。二是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把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为中心任务,把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作为重要
内容。三是抓典型树榜样。他先后树立白求恩、张思德等榜样,号召党员干部学习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通过思想教育,提高了边区党政干部的思想素质,筑起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

  十分重视建立健全惩治腐败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从源头上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一是制定建设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1937年8月25日颁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二是颁布了一系列惩贪法律法规,包括《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等。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第6条规定“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将“肃清贪污腐化”列为一项法律原则。这些制度和规定,把廉政建设纳入了法制轨道。

  二、把党员领导干部和政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民主监督是加强廉政建设的有力武器。1945年7月,当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问共产党如何防止腐败问题,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仅提出“人民监督”的理念,并且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某一党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就是人民监督政府最有效机制。因为它是由人民选举、参政议政并受人民监督的民主政权,保证着人民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和制约。毛泽东倡导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是民主反腐的历史性创举。实践证明,“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有效防止了党员领导干部权力滥用而滋生的腐败现象。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监督。他曾提出:“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
工作部门以处理群众来信,听取各种意见,帮助反映问题,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权,发挥人民喉舌功能,尽可能去掉革命决策的片面、主观性,去掉革命行动的走极端等现象,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作风,纯洁革命队伍,推动革命向前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职能,才能更好地纯洁党的队伍。

  三、领导率先垂范示廉,以身作则促进党风、政风、民风的好转

  毛泽东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示范效应。刚到延安时,他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即使后来条件好了,但毛泽东仍执行中央供给部的统一标准,主食多是小米饭,每天一斤半小米、三钱油、一角钱菜津。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时,面对中共领导人的简朴生活,对比国民党的骄奢淫逸,陈嘉庚感慨地说共产党“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他由此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
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极为困难。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机关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中共领导人亲自带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毛泽东在杨家岭住的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坚持早晚精管细作。

  中央领导的亲自动手,带头劳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决心,不到两年时间,便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密切了党群、干群以及军民关系。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小车,到哪儿都是骑马或走路。华侨捐来两辆小汽车,毛泽东提出一个分配原则: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按照他的意见,一辆给了朱德同志,一辆给了“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

  四、重干部队伍建设警廉,彰显共产党赏罚分明的
政治纪律

  加强干部的教育、管理,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第一,严惩害群之马,以保证党政机关的纯洁性。1937年10月5日红军师级军官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并于7天之后执行枪决。毛泽东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边区政府在1942年还查处了180多名贪污腐化分子,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第二,严格干部的选拔考核任用,坚决主张并力行任人唯贤。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要求为其推荐、介绍工作,1937年11月他回信拒绝了文运昌:“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为了规范干部任用,边区政权颁布了干部任免、考核条例并付诸实施,如《陕甘宁边区政府
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等等。规定了任用干部必须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等。同时还规定那些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而又不能改过自新的人一律禁止录用,有效地预防了干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发生。